面相学起源与发展讲解之唐宋时期相术的迷狂
唐宋时期相术的迷狂，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社会各个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在经济上，统治者比较认真地推行了“均田制”等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终于出现了物资殷实、社会安定的局面，农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商业的兴盛和都市的繁荣。唐代儒、释、道三教并存，汉代以来的礼教枷锁受到了抑制，唐代统治阶级一度励精图治的雄心，又为人们展示了美好的前景。
富足的生活，无拘无束的心境，远大的抱负，陶冶出时人尚风清、重意气的风尚。与这一时尚相契合的，便是唐代那种充满欢娱，放纵情怀，追求享乐的世俗生活。它不仅给唐人以崭新的情感体验，而且也唤醒了唐人旺盛的欲念和激发了唐人全身心的潜能，以及对精神物质生活更高的企求和自我实现的渴望。但这一切的实现和满足，对于中下层的人们来说，除了致力于仕途，很难有其他途径。于是，热于官场，追求显达，成了唐代文人中一股汹涌的潮流。
唐朝选官制度承隋制，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吏、三吏等科，后来又加试诗赋。只要科举得中，即可被国家录用为官，得到“列鼎而食，选声而听”的生活享受。因此，士入学子对科举趋之若鹜，奔走于科举和仕途。乾封元年（666年）以前，参加选考的读书人每年都在一千以下，但在垂拱元年（685年）以后，每年参加科举选考的人竟超过5万以上。在这成千上万的考生中，一些人身跃龙门，“一朝成名天下知”，实现了多年来孜孜以求的愿望。但毕竟是铨选名额有限，僧多粥少，科场竞争相当激烈，加上科举考试中常有“造请权贵”、“贿贷考官”、“假手易名”、“势家嘱情”、“门生关系”等等舞弊手段，即令科举得中，吏部铨选又有许多的关卡，不使点手段的话，就很难得到肥缺，甚至被搁置起来。所以，虽然唐代仕门大开，但还是有大批的读书人科场失意，甚至老死名场。这些在决定终生命运的科场上败下阵来的文人，眼睁睁看着多年来的心血毁于一朝，只有失魂落魄，怨之于命，“遭遇皆系之命，缘业先定，吉凶乃来，岂必诫慎”的迷信心理深深地烙在一代文人的心上，解脱不了，挥之不去，只好沉溺于命相之术，以求相士指点迷津，寻求一时的安慰，于是出现了相士家门庭若市，甚至预约看相的热闹场面。
科举难，做官也难，做了官并不意味着能保住荣华富贵，稍有不慎，就会功名捐弃，甚至惹来杀身之祸。初唐、盛唐之后，统治者一方面广纳人才，封以官职，另一方面对官员严加控制，一不称心，或囚或杀，形成“是时官爵易得而法网严峻，故人竟为趋进又多陷刑戮”的局面，加上官僚之间的猜忌排挤，人际关系的势利紧张，官员们莫不小心谨慎，如履薄冰。特别是进人中唐以后，由于科举制的腐败，官场的黑暗，个人仕途不可预测的局面更加严重，今天还是座上客，荣耀得很，明天可能就是阶下囚、无头鬼。
面对这种人生沉浮不定的际遇，人们无法理解，无以逃脱，自然而然又产生了一种才干与命相不相等的观念，所谓“官皆由天”。甚至连政治上比较进步的刘禹锡都认为“官不前定，何名真宰”。命中没有官气的人，即使做了官也如同过眼烟云，随时可失。命中注定有官运的人，不论他目前的境遇多糟，才识多浅，将来还是有官做。有一则故事说，唐开元初中书令姚元崇有一次将诸官召来宅上，然后秘密地将一个相士安置在堂中，遍相这些官员，详审这些人中有没有今后可以当宰相的。相士看后说，武官裴光庭将当宰相，姚元崇不信，又将裴光庭邀来，叫相士暗中重新审察。相士看后，仍坚持说裴将当宰相，姚元崇奇怪地说，宰相是非常之人，裴光庭文不能文，武不能武，怎么可能当宰相呢？相士说，你是以才论人，我是以命论人，“才与命固不同焉”，后来裴光庭果然为宰相数年。这则故事类似传说，确也表明了唐人对仕途不可测的困惑。
这样的政治环境和精神气候给相术的发展提供了更优良的土壤。与两汉的命相热潮相比较，唐代看相的习俗不仅更为普遍，而且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人们不仅津津乐道暴发之人的命相传说，而且开始更多地关切自己的命相，而看相的内容又是预卜科举和仕途。由于相术理论至唐代已日臻成熟，有影响日深的哲学原理为理论基础，因此，更容易使人们深信不疑，于是文人雅士以谈命相为主题，以卜功名为所求，聚集在相士门前，真是人头涌动，络绎不绝。如据载开元年间，崔圆欲举进士，曾专程往魏县征求颇通相术的市令李含章的意见。
为了应付瞬息万变的官场景况，趋吉避祸，处理好官僚之问的人事关系，一些官员除了让相士给自己看相，还不惜花费大量的精力，用各种方式了解同僚、下属、上级官员的命相。如广德年间睦州郡守曾让相士孙生“遍相僚吏”；浙东李褒听说娄千宝、吕元芳二人有异术，专门发使召之，让他相“府主八座，更作何官”。可见，由于官场上的广泛运用，相术竞成了官员们察人观色、守护官符的重要手段，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文化景观。
宋朝时期相术的发展与事迹
在宋朝时期相术的发展与事迹，由于相术的风行，众人的迷狂，相术已成一种不用怎么辛苦但获资非薄的职业，一些科场失意的文人竞加入这一行列，以求混顿饭吃，一些人因此而扬名遐迩，成为大相师。据经传史籍记载，唐代著名相师就有乙弗弘礼、袁天纲、袁客师、张同藏、张憬藏、薜大鼎、桑道茂、孙思邈、李生、孙生、衡相等30多人。相书也大量出现，多达30种139卷。
宋代和唐代的社会政治、科举仕进等方面的情况不尽相同，但影响个人命运的政局变动、人事沉浮，仍有许多共通之处，士大夫企图通过建功立业，以实现自己“选声而听”、青史留名、光宗耀祖的强烈功名欲望丝毫没有淡化，迷信命运的风气一点也没有减弱。因此，宋人之于相术一如唐人一样，达到迷狂的地步。
北宋初年，有一位衣道者，相传为他所著的《麻衣相法》对相术理论进行了总结和发挥，由于该书通俗易懂，在民问得广泛流传，对相术的发展和影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相术史上，<麻衣相法》无疑是最重要的著作，对后世相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宋初著名的道教人物陈抟精通相术，据说是由麻衣道者所授。陈抟曾为宋太祖看过相，“后乘驴入汴，路闻宋太祖即位，大笑坠地，日：‘天下定矣。，”后来宋太宗立王储时，还是请这位陈老先生来为他几个儿子看相。据《东轩笔录》说：
“太宗……遂命陈抟历抵王宫，以相诸王。抟回奏日：寿王真他日天下主也。臣始至寿邸，见二人坐于门，问其姓氏，则日张曼、杨崇勋，皆王左右之使令。然臣观二人，他日皆至将相，即其主可知。太宗大喜。是时真宗为寿王，异日张曼侍中，杨崇勋使相，皆如抟之相也。”陈抟竟由寿王的使令的面相来肯定寿王必为“天下主”，可见他的看相本领真是到了传神的地步。
到了宋代，相术著作已经极其丰富，其中有的是对前人实践经验的总结，有的是自创门派，成一家之说，但理论基础还是“禀气”、“骨相”之脉。郑樵《通志·艺文略》记载了《相书》、《相经》、《相书图》等73部相术著作，可见相术在宋代是怎样的昌盛了。
如此卷帙浩繁的作品，使相术蔚然成为一门学问。从这些著述中，可以看出相术在宋代已经定型，相术的各个方面，如面、骨、气、神、色等均有总结，如果参照《麻衣相法》来看，更加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些著述的作者，如孙知古、刘虚白、钟武隶等，都是当时有名的相学专家，
宋代相人术的迷狂的另一个标志是相物术的盛行。我们知道，汉代有“相印”、“相笏”等由物及人的相术，这种方术至宋代还可见其流俗。据宋人笔记《蓼花洲闲录》载：“谢石，字润夫，成都人。宣和间至京师，以相字言人祸福。求相者但随意书一字，即就其字离析而言，无不奇中者。”
通过随便书写的一字来分析写字人的福祸，由相字而相人，可以说是宋代相术的旁门。据说宋徽宗曾写一“朝”字由中贵人交谢石审相，谢石“以手加额日：‘朝字，离之为十月十日，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当谁书之？”，中贵人以此驰报徽宗，如谢石至后苑，遍相官嫔所书之字，莫不神验。由此被补为承信郎，声名大振，“四方求相者，其门如市一。
“其门如市”的场景正是唐宋相术热的真实写照。
明清之际对相术的整理
唐宋以来那种十人夫中盛行的雅淡相术的风气至明可说是有增无减，即使是大儒门也热衷此道，正如时人宋濂在《禄命辨》中所说，“近世大儒方禄命家无不嗜谈而乐道之者”。各种相书在宋代已卷帙繁复，臻于成熟，至明代更是广为流传，民间一片看相谈命的景象，构成了淳厚的看相世俗风情图，那么明清之际对相术的整理有哪些呢？
相书的流传，又扩大了相术的影响，一般人只要略识些字，便可翻检相书，“自学成才”，以至交流、探讨相术往往成为士大夫茶余饭后继琴棋书画之外的另一高雅的消遣，而且这种雅致的风尚随着相书的普及而转移到下层民众中，成为一般人温饱之后消遣或饥饿中渴求的人生哲学。
“又有大讲他人命者”，唐宋以来那种执迷不悟地沉湎于命理之说，以揣度复杂的人事关系的余波在明代再度泛滥。明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进一步促进了都市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扩大，商品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结构。由于生产、交流等经济活动的增加，人们之间的交往愈加频繁，人际关系也就愈加多样复杂：经济生活是一般人日常生活的中心，经济上的联系牵涉社会的各个方面，即使在家庭亲缘关系上也有经济上的联系。因此，在明代谈论命相的已不再局限于士大夫、官僚之间，谈命相亦不仅是在官场，进而是在任何场合，无论是夫妻之间、妻妾之间、商贾之间、同事之间、师生之间、朋友之间、主仆之问，大凡人与人之间构成一定的依附关系之处，都有相术发挥作用的市场。这是明代生产关系趋于变革的情况下，相术在其历史发展中的新特点。这种风气首先倡兴于上层统治阶级。明代政权来自马背，统治阶级成员中不少人出身贫寒，为树立他们“受之于天”的神圣的地位，他们不但不会禁止相术，相反；他们还笃信、宣扬相术，自己的日常生活、政治事务往往也由相术来左右。我们前边所说的永乐皇帝朱棣连后官选妃也征求相士意见一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皇帝如此笃信相术，用相术来观照日常起居，民间就不用说了，真是家家有相书，人人侈谈命运，应景而生的是多种稀奇古怪的看相故事，遍载于经史子集、戏剧小说中。
明代的袁珙父子是相术史比较有名的人物。袁珙的相术由异僧传授，在元代已有显名。后来他给燕王（即明成祖）看过相，称之为“龙行虚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也”。明成祖即位，袁珙官拜太常寺丞，“所居鄞城西，尧舍种柳，自号柳庄居士”。袁珙将自己的学术成就及对世事人物的评论编成<柳庄集》，后来相士广为传阅应用的《柳庄相法》据说是袁珙所作，也有人认为此书为后人伪托。袁珙的儿子袁忠彻，“幼传父术”，精于相术，在明代也是享有盛名。不过，忠彻在为人方面显然不如其父，《明史》说他“性阴险”，要是与群臣有矛盾，往往通过相术手段来构谄，深为士林所不齿。
